[24]相反，依照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纳入考量的是诸如《民法典》第138条、第242条以及第315条等条款所体现的私法上特殊的过度禁令。

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家庭到村坊到城邦，最高的秩序就表现为一种成熟而完整的整体也就是城邦，这是一种自然性的最高表现：所谓自然性，也就是没有附加任何外在目的与标准的联合即自然的联合。由此可见，现代宪法与宪法学的根本危机也就在于对一体性担保的丧失，在于将自己仅仅矮化为一套实证规范秩序，从自然价值的一体性滑向规范的一体性：国家仅仅在法律秩序上成为一种实证法秩序的整体，失去了对内在主观共同意志、价值认同与自然正当的维护。

这种本质必然带来价值一体性的奔溃与实证的规范放逐正当的规范。四 回首十余年来问学之路，虽然常怀媒介法哲学与公法学的冰人之愿，但资质愚钝。我还要尤其感谢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的各位前辈、同侪：杨建顺教授、莫于川教授、李元起教授、张翔教授、王贵松副教授、喻文光副教授、丁晓东博士。这种政治统一体的自我保存性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城邦一体性与自然性的论说。更重要的是，诚如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所言言论也是行动，公法学对权威的思考在本质上是通过心智建构观念意义上的权威，表达了对现实的善良期待和观念引导。

不理解权威，也就无法解释自由。当我将主要研究领域转入宪法学之后，有更多的机会求教于两位老师，也能更加感受到他们对于中国宪法学的深刻认识和丰沛的道德激情。物理学上的用法是指，用机械或流体动力方法使两种或多种物料分散而达到均匀状态的操作。

经过主管行政机关正式批准之后，它们自己执行这些法律规范——自我监督，并自己裁决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自我惩罚和纠正违规行为。而《宪法》所规定的各种途径和形式无疑包含混合式实施制度，因为混合式实施制度无非是国家法律规范授权企业监管自身所存在的公共风险的一种途径或方式。混合式实施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第三，从制度构造角度而言，混合式实施制度包含七大重点环节。

在企业所制定的法律尚未被主管行政机关批准之前，依然适用国家法律规范。因为依据我国行政法理论，只有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适用依据。

换言之，混合式实施制度是作为代理人的企业(本身就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受国家有权机关(本身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委托来监管公共风险。该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现行有效的实定法为它提供了规范依据。立法者应当充分保障此项权利。这是因为，无论一项标准被设计得如何严格，作为理性人的企业总会在严格执行标准的成本与违反标准的成本之间加以衡量。

另一个是执法、司法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实施公共风险监管法的主要任务和成本将由企业自行承担，国家主管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将不再是直接实施公共风险监管法，而是更好地集中有限的执法资源监督企业执法。该制度的第一个环节是国家法律规范的授权。法学上的用法则是指，两个以上不同所有人的动产，互相掺杂合并，不能识别，或虽能识别而分离代价过高的法律事实。

对于事故灾难类公共风险的标准，可以是降低事故的发生率的标准。又如，对于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如何设计罚则，如何确保企业内部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实施该法律规范等问题，主管行政机关需要履行指示、说明、解释等职责。

[15]对于市场、社区、国家、协会等多种制度秩序多元互补、相互制约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参见Wolfgang Streeck,Philippe C.Schmitter,"Community,Market,State and Associations?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No.2(Sep.,1985),pp.119-138。[1]同时，立法机关也试图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律来确保其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比如，对于适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标准，可以是确保人体健康的标准。[13]混合式实施制度与行政参与的主要联系在于二者在价值理念上存在重合之处，即它们都隐含着私方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价值。对于企业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制定适用于自身的法律以及违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既有权向主管行政机关投诉和举报，也有权向企业管理层和企业执法机构反映。不仅如此，在规范执行阶段，在强制型实施制度下，国家公共风险监管机关由于受制于有限的执法资源和执法专业能力、繁琐的执法程序和琐碎的执法体制，通常难以全面的而充分地实施公共风险监管法，以致出现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执法不作为或不及时等本身就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实施法律的方式，[18]有时甚至还遇到企业暴力抗拒执法等情形。对于混合式实施制度而言，如何确保企业内部执法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实施法律是该项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对该定义需要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是完善执法机构与主管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确保执法机构既能得到主管行政机关依法支持，又能防止执法机构不作为。此外，与立法机关由于有限的立法资源和繁重的立法负荷难以全面掌握企业的公共风险，因而无法制定出具有较强覆盖面的法律相比，企业最了解自身的情况，因而也能够制定出覆盖企业各个层面的公共风险，体现出制度规范的全面性。

第四个环节是向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等主体公开征求意见。它试图采纳强制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威慑性、权威性和高效性，而避免其高成本性和官僚主义，并试图采纳企业的自愿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适应性和经济性，而避免其涣散性和疲软性。

据此，社会共治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原则。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凡行为受法律调整的个人和组织遵守法律。

然而，如果运用执法经济学相关原理来分析，[7]该假设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强制又是以尊重企业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为基础的。(三)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权利与义务 1.知情权 对于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而言，知情权是应当享有的一项核心权利。虽然在自愿型实施制度中，企业内部执法人员更有能力，并且以更少的成本发现更多的违规行为者，但由于受制于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整体目标，企业执法人员如果过多执法就需要花费更多成本。

比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私人执法则通常是私方主体执行国家已经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参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私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或者利益与意志远远没有实现与公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或者利益与意志的深度融合。

[2]然而，考察理论界现有研究成果，或者分析立法，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不得不让人深思的现状或趋势：在一个可以被比喻为金字塔的法律实施形态中，[3]人们总是将制度设计的焦点投向位于顶部的公共风险监管机关和位于底部的生产经营企业(行政相对人)。特别要注意通过法律责任机制来保障企业周边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得以真正实现，主管行政机关对企业执法实施严格的监督和检查，企业内部执法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地实施法律。

混合式实施制度不同于处于金字塔顶部的以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命令和服从为特征的直接的强制型实施制度，也不同于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以企业自愿和自觉为特征的自我实施制度。私人执法的内涵不是很确定，外延也很宽泛，按照私人执法论者的观点，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委托、行政参与也可以纳入其中。

行政参与是指，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特定主体参加行政机关的法律实施活动，并向行政机关表达相应诉求的行为。四是从混合程度角度观察，混合式实施制度中的混合程度要远远高于行政参与中的混合，前者所体现的混合已经让一种原本是私权利性质的行为经过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准，对各方主体都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一种不分彼此的融合，而后者所体现的混合并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对于特定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企业自我执行这些法律规范以主管国家行政机关的审批为前提。由于企业员工，特别是现场的员工最了解企业防范公共风险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点，主管行政机关在实施合理性审查过程中可以召开由企业基层员工代表参加的听证会、论证会和辩论会等等。

2.建立企业内部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并健全其治理结构的义务 公共风险监管法需要规定企业应当履行建立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的义务。主管行政机关将通过特定的机制来监督企业自我执行自身所制定的法律规范。

[17]三是实施对象存在差异。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3-127页。

第一，从理念来分析，它包含着看似矛盾、实质统一的思想。换言之，在满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主管行政机关应当允许不同企业制定的预防和消灭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的严格程度存在差异。